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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等手段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利用法院的错误判决，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近些年，诉讼诈骗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愈演愈烈，不仅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还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严重扰乱了国家审判活动。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诉讼诈骗行为一直在讨论不休，其中以把诉讼诈骗行为归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的呼声最高，另外还有少部分学者则建议将诉讼诈骗行为归于伪证罪等罪名。本文直接将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几种主流观点在犯罪构成上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几种罪名的区别。根据罪行法定原则，以及现行刑法典对诉讼诈骗行为没有配套的罪名，本人建议就诉讼诈骗行为设立相应的法律罪名。

【关键词】 诉讼诈骗 诈骗罪 敲诈勒索

一、诉讼诈骗的界定
在刑法理论界，对诉讼诈骗，部分学者称其为诉讼欺诈，那这两者者是否一致呢？本文先明确二者的区别。
诈骗是刑法界的通行解释，应当理解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在此我们看到，意图占有他人的非财产性利益或者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行为应排除。欺诈，我们见到更多的是存在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中的规定，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有区别，欺诈的范围要比诈骗的范围更为宽泛。
二、诉讼诈骗行为与诈骗罪
（一）诉讼诈骗行为归于诈骗罪之分析
刑法理论界，部分刑法学者认为诉讼诈骗构成诈骗罪。理由如下：
诉讼诈骗行为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相符
满足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必须要包括以下几点：行为人须实施诈骗行为（包括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被骗者基于行为人的欺骗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这里的被骗者须与财产处分人为同一人；被骗者或第三人受到财产损失。根据上述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我们看到诉讼诈骗行为人利用伪证或虚构事实等骗术欺骗法院法官，法官因错误认识产生错误判断，继而做出错误判决，造成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诉讼诈骗行为人或者第三人获得非法利益。
根据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地位及作用，这些学者认为法院对受害人的财产享有处分权，那么在整个案件中，法院既是受骗者又是财产处分者，虽然受骗人与受害人并非同一人，但诈骗犯罪构成中也没要求受骗人与受害人是同一人，它只是要求受骗人与财产处分人为同一人即可，在这种情况下，诉讼诈骗与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都是吻合的，那么诉讼诈骗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二）诉讼诈骗行为不归于诈骗罪之分析
1、法院没有财产处分权
何为处分权？刑法中的处分权并不限于民法中作为所有权的权能，如果是基于某种事实处于占有财物的场合，那么也拥有处分权，例如甲冒充是乙的委托人前往丙出取走乙存在丙处的财物，丙将财物交给甲时只有转移占有的意思，并不拥有所有权，但甲的行为足已构成诈骗罪，所以丙对乙财物的保管占有也构成处分权职能要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被骗人既没有对财物的所有权也没有实际占有的情况，那么受骗人要想拥有处分权，一般得有法律上的处分权限，比如说受骗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代理、行纪或者是职务关系，在票据诈骗或者信用卡诈骗案件中，罪犯行为人通过做假等手段欺骗银行，使其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储户的财物，犯罪过程与诉讼诈骗类似，但这类犯罪存在与诉讼诈骗明显有差异，在票据或信用卡诈骗犯罪中，受害人与受骗人银行存在信任与委托关系，被害人把财产交付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代为履行保管和处分职责，双方会签署相应的协议，存在法律上的约定关系，故金融机构拥有对受害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这里可以看出，处分权是对既有权利进行处分的权利，如果没有相关权利作为前提，那么处分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在诉讼诈骗中，显然，法院对财物没有相关的所有权，对财物也不存在占有的情况，那么法院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保管、代理等法律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法院对受害人财产的处分权没有来源，那该处分权也不应该拥有。法院对受害人的财产应该用执行一词更切当，只有在法院相关判决出来后以及受害人败诉无法负担判决要求时，法院才能依据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去执行受害人的财产，在日常生活中，法院对所有人的财产没有任何处分的权利，目的就是防止法院权力的滥用，所以法院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处分权。
另外，部分学者认为法院不是三角诈骗中所指的财产处分人，而是民事诉讼的裁判者；法院对争诉财产进行裁判的行为从法律上看属于财产确权行为而不是财产处分行为 。
还有就是处分权的产生与错误认识的产生在先后顺序上有明显的不同 。通常处分权应该是在错误认识产生之前就该拥有或者同时拥有，但在诉讼诈骗行为中，处分权的出现反而是在错误认识产生之后，这是与诈骗罪有明显差异。
综合以上看出，法院在处分权上与诈骗罪有着明显不同。
2、诉讼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复杂体
通过诉讼诈骗行为不难看出，该行为不仅侵犯的客体不仅包括受害人的财产权，同时也侵犯了法院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这是一个复杂体，与普通诈骗罪侵犯的单一客体明显不同（普通诈骗罪侵犯的只是受害人的财产权）。我们再分析一下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该罪的犯罪构成的客体同样是复杂体，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和受害人的财产权，在这点上与诉讼诈骗行为相似，既然刑法专门为合同诈骗行为设置罪名，以区别与普通诈骗罪，那么诉讼诈骗行为也应当设有专门的罪名。
3、法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受骗者
日本学者团藤重光认为，在以形式真实主义为前提的民事诉讼制度下，法院认识到当事人的主张虚假时，也必须受此拘束而做出一定的判决 。也就是说，法院不一定就是受骗人，另外，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去看，法官在日常审判过程中，是依据证据而进行的，这也是法官的职责之所在，虽然诉讼诈骗行为人通过多种骗术欺骗法官，但法官不一定就是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实面目，他们在个人心目中对行为人的骗术是清楚的，只是工作职责要求他只能按照规定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法官是受骗人值得怀疑。这与诈骗罪中的受骗情形完全不一样，诉讼诈骗行为中法官是依据职责要求而非行为人骗术进行的审判活动，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求。
4、受害人心理状态不同
在诈骗犯罪行为中，受害人要么是自愿的交付自己的财物，要么是对自己的财物被骗走不知情。但是在诉讼诈骗行为中，行为人通过骗术欺骗法院，并提起民事诉讼，法院此时会依据法定的程序传票通知受害人，受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情况当然是知道的，也当然明白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所以受害人肯定会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避免财产受损；即使没办法最后被迫交出财产，他们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普通诈骗罪中，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要么是自愿要么是不知情，不管是直接诈骗还是间接诈骗、三角诈骗同样如此，这与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的心理是明显不一样，为此，两者不能归为同一罪名。
二、诉讼诈骗与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行为人实施恐吓行为—对方产生害怕的心理状态—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一）、诉讼诈骗归于敲诈勒索罪之分析
1、两者犯罪构成中的客观方面是一致的
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是采用威胁或要挟的手段强迫他人交出财物，威胁或要挟的方法有很多，不一定都得是暴力手段，比如口头、书面，明示与暗示，以伤害相威胁，也可以用揭发、张扬隐私进行要挟，总之犯罪行为人对被害人达到了精神强制的效果，使其产生害怕的心理而非自愿交付财物即可。在诉讼诈骗行为中，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公权力迫使受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就是属于特殊的要挟手段之一，只是这种方式比较少见而已。
2、两中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和主观心态是一致的
在敲诈勒索罪行为中，被害人交出财物时是被动、不情愿的，同样，在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交出财物时的状态也是非自愿，是迫于法院的公权力不得已而为之。
在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受害人对犯罪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以及自己权益被威胁、被要挟自始自终都是知道的，诉讼诈骗犯罪中受害人同样如此，如前面所述，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受骗的是法院，至于受害人，它对犯罪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是应当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受害者，无论是法院对诉讼标的的强制执行，还是被害人继续上诉而被迫接收财产保全、资产被查封冻结等措施，受害人都是被迫交付财物或者人身自由被限制等不利后果，着说明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并没有产生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物，应该归于敲诈勒索罪。
3、侵犯的客体基本一致
敲诈勒索罪行为中只有受害人对财物的所有权，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我们看到该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复杂体，既侵犯审判机关的权威、公信力，又包括受害人财物的所有权，两种犯罪行为相比较，敲诈勒索罪缺少对公权力威信的侵犯，这是否就能认定两者不一致呢？为此，我们先分析另一种犯罪行为，那就是诬告陷害罪，该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这与诉讼诈骗犯罪行为类似，犯罪构成的客体都是复杂体，但我们应该看到，诬告陷害罪在刑法中是第二百二十三条，是放在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而不是归于妨害司法罪中 ；这么做的原因是立法者认为，法院作为专门的司法机构，职能就是还原真相，扬正义，惩罪恶，在实际事务中，法院受骗的几率是很小的，即使法院受骗了，还可以通过二审、再审重新查明真相，相比之下，受害人的财物所有权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同理，诉讼诈骗行为也不能归于妨害司法罪中，而是应该归于财产类犯罪，这就与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构成一致了。
（二）、诉讼诈骗罪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之分析
1、诉讼诈骗行为人不存在威胁、要挟法院或受害人的情形
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通常要么是直接威胁、要挟受害者本人，要么是威胁或者要挟与受害人有密切关系的第三人（这种关系一般是亲戚关系），打个比方：一种情况是罪犯A直接威胁受害人B，称不给钱就将B的裸照放到网上，受害人B没办法乖乖给钱，这是最常见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另一种情况就是A威胁B，称不给钱就“帮他去幼儿园接女儿”，B没办法还是得乖乖给钱，这是最典型的三角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第一种情况中受害人B的隐私权受到威胁，第二种情况是受害人B的女儿的生命权受到威胁。但是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我们看到犯罪行为人没有直接威胁、要挟受害人，同时，犯罪行为人也没有威胁、要挟法院。
这里有人提出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行为是一种手段，就好像犯罪行为人去受害人家里偷出受害人的裸照，以此敲诈勒索受害人。本人觉得这样解释这两种手段有明显的区别，因为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并不像偷出受害人的裸照，这没有威胁到受害人的另一项权益。
2、心理状态不一样
普通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为了达到目的，会向当事人表示敲诈之意，当事人因此会害怕权益被侵犯而产生被迫的心理状态，但诉讼诈骗犯行中，行为人肯定不会告诉法院他的真实目的，至于受害人，行为人一般也不会告诉，即使告诉了受害人，受害人也不会因此精神被强制，产生害怕被迫的心理状态，而应该是一种愤怒的心情，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与敲诈勒索罪是完全不一样的。
3、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的来源不同
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是因为害怕受到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伤害、揭露自己的短处，或者是害怕犯罪行为人伤害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的权益，总之，精神受到强制的根源都是来自犯罪行为人；但是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不是源自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而是迫于公权力的威慑，怕受到法院公权力机关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法院没有公权力，犯罪行为人再怎么欺骗法院，利用法院，这都与受害人是没有关系的，受害人也不会因此产生害怕的心理。
三、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罪行
（一）、诉讼诈骗行为归于其它罪行
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诈骗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指出你院（山东检察院------作者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的请示》（鲁检发字【2001】第11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刑法第280条第二款之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做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07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
（二）、诉讼诈骗行为区别于他罪名之分析
讨论分析同居的法律规范

刘成江


　　有配偶者与配偶之外的人的同居行为是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是受社会公德和广大百姓谴责的。我国《婚姻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社会上对于“包二奶”和“婚外一夜情”等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也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得承认，在现实社会中的确存在很多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的，或者是虽然以前有爱情但是在婚后感情变质的情况。恩格斯说：“结婚的完全自由，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与由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的消灭，把那在今日对选择配偶尚有巨大影响的一切经济旨趣除去以后，才能达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机存在。”
　　但是婚姻不仅仅是两个当事人之间的事，婚姻联系着彼此的所有关系，特别是孩子的存在，使婚姻除了爱情外附加了很多其他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夫妻之间的责任义务，包括对孩子的义务，对双方父母亲友的责任和义务，还有对社会的责任。我们说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简单结合，法律正是考虑到婚姻对于个人的重大意义，才对结婚的年龄和行为能力规定的如此详细。因为婚姻的重要，需要当事人具有成熟的生理和心理，能够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负责。因此当你踏入婚姻的殿堂，你就必须要对对方，对社会负起责任。
　　同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有它存在的强有力的现实原因和条件以及强大的社会需求。特别随着人的活动能力和范围的扩大，人的迁徙范围和频度愈来愈高，在大城市中，人的稳定性越来越差，首先表现在工作上面，事业的发展则把婚龄越推越后，而婚姻则需要很多条件，其中一点就是稳定。再者就是房子的问题，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要结婚了至少要有自己的房子，而现在房子的价格高涨，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接受能力，因此有一些想结婚的人也只能暂时的同居在租住的房子内。
　　正所谓“存在即是合理”，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我们可以不去探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实在我国，一直以来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社会舆论对同居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古代，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无论当事双方是否单身还是已有配偶，一旦关系被曝光，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像“浸猪篓”便是民间用于处罚犯有此种“罪行”的男女的一种较常见的方法。但是尽管如此，历史上此类事件却常有发生，屡禁不止。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思想的输入，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民心，人们受到国外同居浪潮的影响，也在国内兴起了同居风。虽然我国法律对于这种同居关系不予保护，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依我看来，要想把这种趋势压制下来是不太可能的，同居不可能代替婚姻，但是却肯定会慢慢成为一种稳定的婚姻的补充。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5日发布的《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5条2款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半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该司法解释事实上承认了“同居关系”合法性。按照“法律无明文规定者不违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既然我们的宪法，婚姻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同居关系”违法，就只能认为，至少法律是默认同居合法的。法律的这种变化，不能不说是我国法制的一大进步，体现了我国对于人权的重视和尊重。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只要这种现象存在，并且并非一时现象，还可能引起较大的纠纷和事实关系，法律就不可不作表示。在实践中，对于同居案件是不告不理的，但是因为同居牵涉较广，出现纠纷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法律的现行规定对于保护同居的当事人特别是弱势群体是极为不利的。在同居纠纷中，往往是弱者遭到抛弃，或者是妇女子女的利益受到损害。我们的法律对于这一方面的忽视业已引起人们的疑惑。“对于这种现象，法律可以装做没看见吗?难道可以简单地以“非法”二字一笔抹杀吗?许多人并不想结婚，可是由于缺乏应有的保护，以致于在同居之后不得以去结婚或者鸟兽散”。“对于这么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法律仍是把“同居”置于边缘，不予更多的考虑和关心，可以说“同居”在现实中已成为公众可以基本接纳的生活方式，特别在深圳，道德和舆论的压力几乎不起作用，然而，在法律上，“同居”还未得到应有的认可和保护”
　　对于人们弃结婚而去同居的现象，不可放任为之。我们对此一方面要进行研究，研究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加以规范和引导，将其纳入法律规范的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我国现存的婚姻制度进行反思和检讨，看是不是存在不合情合理的地方，能否改进合完善，从而“挽回”人们对婚姻的兴趣和信心。对于日益增多的同居人口，法律不能漠视，从各国前例看来，同居之风并非一阵就会过的，反而是会慢慢发展成为一些社会成员的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的选择。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颁布了“同居法”来规范这种社会现象，就现有的资料表明，各国的该做法普遍受到国内外的欢迎和支持，许多自己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不远千里赶到可以登记为“生活伙伴”的国家和地区去登记。也许有的人不能理解这种行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人们的态度中看到对于法律肯定的渴望。首都医科大学社会医学研究室在2001年作北京市民健康状况调查时发现，在“婚姻情况”调查栏内，4%的北京人填写了“同居”。这些人的年龄分布呈双峰现象，即20至29年龄组同居者占全部同居人口的14%，45至54岁年龄组占32%。从这个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窥见整个同居情况的严重。法律对于这么多社会成员的权利没有保障，是绝对不应该的。
　　本人将对未来同居立法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
　　1、 同居者的内涵和登记问题，本人建议同居法中的同居主体应包括异性未婚同居和同性同居。这里的同居者是指为了要共同生活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两个人，不以性别区别对待。法律允许他们向政府登记在册。相关负责部门应该起草一份可选择和添加内容的协议，让前来登记的双方按照民法中平等自由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来约定他们同居生活中的权利义务。这里的同居关系可以说使相当于一种契约关系，只是加入了情感的成分。
　　2、 同居年龄问题，本人认为政府允许同居登记的年龄应该比结婚年龄早一些，因为有很多的同居者选择同居本来就是因为我国的法定结婚年龄实在比较的晚，其他的国家一般都比我国早两年，有的国家像韩国甚至比我国早好几年。现在我国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公民资质和身体发育方面不会比别的国家的人差，只要同居者不生育，对国家人口方面也不会增加压力，那允许还不到结婚年龄的但身体和思维方面已经比较成熟的公民选择同居生活也未尝不可，本人认为这反而使缓解社会矛盾的一个好的方法，从人们对婚姻制度的不满意来讲也使一个缓冲。本人建议，允许同居的年龄应当比允许结婚的年龄早2岁。
　　3、关于同居者是否能抚养和收养小孩的问题，孩子问题是个复杂和重要的问题，在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来选择同居者一般都是暂时不想要孩子的。我国的异性恋未婚同居者一般的目的是试婚，或者是因为还没有条件结婚，再有就是老年人只想找个伴安度晚年，还有有些同居主义者，他们对于孩子没有什么要求。而异性同居者，虽然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通过人工受精实现他们(她们)对于孩子的渴望，这个情况在国外也有，但是在我们国家，同性恋群体暂时还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似乎也还没有这个方面的想法。这也正是因为我们国家对他们的漠视和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不够肯定。但是本人认为，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也还是没有必要对于同性恋者是否可以有孩子来讨论的。而且本人也不赞成允许同居者拥有孩子。因为异性未婚同居本来就是因为不愿意负担很多的责任才选择的道路，但是孩子不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同居的高分手率会使孩子问题成为社会的大问题，政府的大负担。而同性恋是否可以照顾好孩子还没有定论，我认为在现在还不是时候给同性恋者这个权利，当然这也和我国同性恋群体自己的特性有关。总之，同居的关系中应当设定不生育的义务，这个应该是强制的规定。政府应当对同居者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和有关技术的服务。如果未婚同居者要有孩子，那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结婚，否则他们的孩子将得不到保障。
　　4、共有财产和继承问题，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备选契约中应该有这个方面的内容。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财产方面的所有权利和是否可以继承对方财产，一般来讲财产是各规各有，共同时候的费用分摊则由当事人约定。这里要提到对对方的生活扶持义务。在同居家庭中，也会出现一方在家操持家务，一方在外工作的情况。法律应当在尊重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情况和民法的公平原则下保护弱势相对方。
　　5、 同居者的身份关系问题，同居关系不应该设定彼此的亲属关系。我们知道，在婚姻制度中，姻亲是属于一种亲属关系的。结婚的双方亲属都会成为对方的亲属。而在同居中，同居双方不是配偶，双方亲属自然也不发生姻亲关系。这也就要求同居者不得生育，因为血缘关系不是可以改变的，否则无法规范“近亲”结婚，社会伦理就可能会发生混乱了。
　　6、 同居者的互相忠实义务，对于这个问题争论也很多，笔者认为法律也应当规定同居的忠实义务。虽然这个很难具体操作，但是就像婚姻法里的规定一样，它有着法律意义。法律对忠实义务的规定，表明了法律的态度，对于约束同居当事人和维护社会风气和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7、同居关系的解除，同居者在签订同居协议书时即可约定解除同居关系的情况及处理办法。法律可以规定同居双方随时可以解除同居关系。对于同居期间的没有过错的同居方遭受的物质和精神的损害，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法律应当根据民法原则来处理。
　　虽然欧洲许多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来保障同居者的权利，但是在我国同居立法毕竟还是个比较前沿的课题。在我国因为同居者这个群体自身的维权和争权意识不强，呼声不大，理论界相关的讨论也不多，政府因此也不够重视。但是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因为没有法律的规范和保障，同居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无法忽视了。笔者相信，随着各种问题的逐渐显露和扩大，人们的人权意识的增强，同居问题在将来必然会成为一个理论积探讨的热门话题，政府也必将把同居立法提上日程。笔者希望本文能为加快这一天的到来起到一定的作用，更加希望能够借此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人对同居问题的关注和探讨。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