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制度初探/苏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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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作者：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



2005年6月17日

文明办〔2005〕11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大力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现就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提出如下意见：

　　一、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重要意义和原则要求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节日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周期性、民族性、群众性的特点，深深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滋养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推动着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不断发展壮大。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迅速增长，对亲情、友情、和谐、美满的渴求更加强烈，传统节日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传统节庆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人们的节日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趋明显，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国的传统节日无论在文化内涵的挖掘上，还是在节庆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上，都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充分运用民族传统节日，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推动形成团结互助、融洽相处的人际关系和平等友爱、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对于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积极倡导文明、和谐、喜庆、节俭的节日理念，努力发展健康向上的节庆文化，引导人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传统节日习俗，剔除封建糟粕，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民族传统节日成为展示和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阵地，成为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渠道。要坚持与时俱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积极创新传统节日的形式和载体，使传统节日与现代生活方式相适应，与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相结合，与商业营销形成互动，不断增强节庆活动的群众性、广泛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始终保持传统节日旺盛的生机和活力。要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根本目的，通过节庆活动增进人们的情感交流，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让各族各界群众在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中充分享受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

　　二、突出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重要载体。要紧紧围绕节日主题，突出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在我国众多的传统节日中，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是我国最重要的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期间，要突出辞旧迎新、祝福团圆平安、兴旺发达的主题，营造家庭和睦、安定团结、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清明节期间，要突出纪念先人、缅怀先烈的主题，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慎终追远，珍惜幸福生活。端午节期间，要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主题，利用群众性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和科普宣传活动，增强人们的爱国情感，提高人们的科学意识。中秋节期间，要突出团结、团圆、庆丰收的主题，努力营造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和谐、家庭幸福的节日氛围。重阳节期间，要突出敬老孝亲的主题，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传统节日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教育行政部门要研究制定把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具体措施和办法，把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学校教学活动之中，推动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进课堂、进教材。要在思想品德、语文、历史等课程设计和教材中，进一步充实介绍传统节日的内容，加强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知识的普及工作，增强学生对传统节日的认知和理解，让广大青少年更好地了解传统节日、认同传统节日、喜爱传统节日。要把传统节日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纳入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体系，同学生的日常思想品德教育和管理紧密结合起来。

　　三、精心组织重要传统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是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对于营造浓郁的节日氛围，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适应群众的审美情趣、接受能力和心理特点，立足群众乐于参与和便于参与，不断创造新鲜多样的节庆活动方式，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彰显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广泛开展群众性节日民俗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积极引导传统民间节庆文化，把节庆活动办成检阅民族文化成果，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盛会。在节庆用品、用语上不断推陈出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多制作一些美观大方、富有情趣的节庆文化产品，多创作一些易于传颂、有真情实感的节庆用语，多生产一些安全卫生、健康有益的节日食品，突出民族特色，体现人文关怀，增添节日魅力。把传统节庆文化作为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通过科学讲解、情景重现、参与互动等方式，让旅游者参入其中，亲身体验独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习俗。组织好传统节日商品的研发和生产，引导商家用好节日商机，活跃节庆气氛。把传统节庆活动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创建活动的渠道和空间，使传统节庆活动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

　　四、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现代社会，大众媒体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生活、群众情绪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因素。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宣传民族传统节日的导向作用，切实加强对民族传统节日的舆论宣传，积极营造尊重民族传统节日、热爱民族传统节日、参与民族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

　　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新闻媒体要把传统节日宣传作为重要任务，在节日期间开设专题、专栏，通过新闻报道、言论评论、专家访谈、群众讨论和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多侧面、多角度地宣传介绍传统节日。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特别是中央电视台要发挥善于节庆日策划的优势，精心组织节庆文艺晚会，在文化类栏目中安排播出介绍传统节日的专题片，在少儿频道安排播出适合少年儿童观看的动漫作品，丰富节日荧屏。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央视国际等重点新闻网站，要建立专门的网页，开设网上节日论坛，形成网上节日宣传教育平台。

　　五、积极开展传统节日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加强对传统节日的研究和保护，是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要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传统节日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探索保护传统节日的措施和办法，使传统节日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

　　社科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要组织力量，对传统节日禁忌、祭祀、庆祝、娱乐等民风民俗，进行认真研究和系统整理，科学分析传统节日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不断丰富传统节日的内容和形式。有关研究要列入国家重点社科规划。要不断完善传统节日保护的法律体系，切实做好有关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积极推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立法工作，依法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部门要认真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切实加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对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传统节日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六、切实加强对传统节日活动的管理和引导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认真做好传统节日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总结推广各地运用传统节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好经验、好做法，依托传统节日广泛开展创建活动。文化部门要组织和鼓励作家、艺术家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作生产一批体现传统节日思想文化内涵、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文艺精品，在节日期间组织文艺团体深入基层演出。民政部门要积极引导城市社区、乡村组织及基层企事业单位，开展健康向上、各具特色的节庆群众活动。广电部门要组织力量，制作播出一批介绍传统节日的影视作品，丰富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新闻出版部门要认真做好传统节日图书和电子读物的出版规划工作，编辑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图书。各类公益性文化设施以及与传统节日相关的名人故居、风景旅游点等，要通过组织专题讲座、图片展览和文体表演等方式，进一步扩大传统节日的社会影响。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相应节庆活动的组织与引导，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节日习俗，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节庆活动，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