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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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通政发〔2004〕6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南通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规定》已经2004年7月15日市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七月二十日


南通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爱国卫生工作，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高公共卫生水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爱国卫生工作，是指以消除危害健康因素，改善社会卫生环境，提高全民卫生素质和健康水平为目的，由政府组织，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卫生活动。
　　第三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属地管理、单位负责、群众参与、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原则。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工作，并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使卫生状况的改善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相协调。
　　第六条　市、县（市）、区、乡镇政府及城市街道办事处设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作为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统一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七条　各级爱卫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有关爱国卫生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制定规划、计划，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
　　（三）指导并监督各部门、单位履行其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职责；
　　（四）组织动员社会全体成员参加健康教育、除害防病、农村改水改厕、改善环境及创建卫生城市、卫生村镇、卫生单位等爱国卫生活动。
　　第八条　市、县（市）、区爱卫会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爱卫办），是同级爱卫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一）执行爱卫会的决议并组织贯彻实施；
　　（二）督促本行政区域内各单位落实其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任务；
　　（三）开展爱国卫生工作监督检查、考核评比；
　　（四）总结交流爱国卫生工作；
　　（五）进行爱国卫生工作宣传、培训、技术指导；
　　（六）开展爱国卫生科学研究工作。
　　第九条　爱卫会工作实行委员部门分工负责制，爱卫会各成员单位应认真履行各自承担的社会卫生工作职责：
　　（一）建设部门应把各类卫生基础设施纳入城市和农村建设规划，有计划地建设污水、粪便、垃圾等生活废弃物的处理设施；
　　（二）市容与环境卫生部门应加强对生活废弃物收集、清运和处理的监督和管理；
　　（三）环保部门应加强对废水、废气、噪声、烟尘等环境污染的监测、监督和管理，预防、控制和消除环境污染及危害；
　　（四）卫生部门应加强对食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的监督，预防食物中毒、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五）教育部门应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学校应按照国家规定开设健康教育课，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六）新闻单位应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科学卫生保健知识宣传；
　　（七）其他有关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团体和组织应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部队和其他组织，应成立爱卫工作组织或者配备专（兼）职爱卫工作人员，在所在地爱卫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本系统、本单位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一条　实行爱国卫生月制度，每年四月为全市爱国卫生月，重点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卫生问题。
　　第十二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参加爱国卫生活动。各单位应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日常计划，健全落实卫生制度，按规定设置卫生设施，开展单位内部卫生达标活动。
　　第十三条 在城市市区，公民应当遵守下列社会卫生规范：
　　（一）不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杂物、乱倒垃圾；
　　（二）不破坏绿地、树木；
　　（三）不破坏市政、环卫设施；
　　（四）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五）不违规饲养家禽、家畜；
　　（六）不携犬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七）不从事其他有碍社会卫生的活动。
　　第十四条　各类公共场所应建立完善的卫生管理制度，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室内卫生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风景名胜区、旅游景点管理机构应加强公共卫生规划和建设，建立卫生管理制度，保持景区、景点环境卫生。
　　第十六条　集贸市场应设置符合卫生要求的公厕、垃圾容器和供排水设施，配备保洁人员，建立卫生制度，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
　　第十七条　建设工地应按规定设置隔离护栏，物料堆放整齐。工地宿舍、厨房、厕所、垃圾箱等应符合卫生要求，不得有"四害"孳生场所。
　　第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定点屠宰场以及生物、化学制品生产加工企业对其产生的废弃物、污水应进行无害化处理。禁止将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中堆放及清运。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创建卫生镇、卫生村及爱国卫生先进单位的活动，搞好基础卫生设施建设，加强各行业的卫生管理，提高城乡环境卫生质量。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综合措施，改善环境卫生，消除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及其孳生条件，具体管理办法按《南通市除四害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健康教育网络，组织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普及健康卫生知识。
　　第二十二条　积极开展吸烟有害健康宣传教育和创建无烟先进单位活动。
　　积极开展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活动，具体管理办法按《南通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城市和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设施建设和管理，保护生活饮用水水源，改善农村居民饮用水卫生条件。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快农村卫生厕所的建设，推广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普及卫生户厕。
　　第二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建立严格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切实履行各自的职责，保障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二十六条　各级爱卫会可在各有关单位聘任爱国卫生检查员，负责委托的爱国卫生检查工作。
　　第二十七条　对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成绩显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爱卫会给予表彰或奖励。
　　对未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责或卫生状况较差的部门、单位，由各级爱卫会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八条　爱国卫生未达标的单位不得被评为文明单位。
　　对已获得爱国卫生先进称号的单位，经查实有弄虚作假或卫生质量明显下降的，由授予先进称号的单位取消其爱国卫生先进称号。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由卫生、环保、城管、工商等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爱国卫生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拒绝、阻碍爱国卫生管理与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４年8月１日起施行。


“积极诱导规则”——从Grosker案看P2P侵权的新标准

马宁 杨辉


2005年6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争论已久的MGM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案 做出了判决。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两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应该为他们的P2P软件承担协助侵权 责任（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并确立了判断版权侵权的新标准——积极诱导标准（active inducement test）。该判决是自1984年索尼案以来影响面最广、也是最引人关注的判决之一。美国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对索尼案做出了澄清，从而纠正了下级法院对索尼案不恰当的理解。鉴于目前P2P软件在我国也被广泛使用，并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相信本案判决对我们更全面地理解P2P软件制造商、销售商的责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案件背景及一二审判决
（一）地区法院判决
2002年，以影视、唱片公司为代表的原告，声称通过被告提供的P2P共享软件交换的文件绝大多数（90％左右）都是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并且其中的70％是为原告拥有版权的。本案中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能否援引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索尼案中确立的通用物原则 （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doctrine）。根据该规则，销售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的产品无须承担次级侵权责任。
初审法院裁定被告Grokster和StreamCast无须为其软件最终用户实施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次级侵权责任，因为被告并不实际知悉其软件最终用户在版权文件交换过程中的具体侵权行为或涉及的材料，并且被告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来监督其软件最终用户的行为。
（二）上诉法院的判决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发现，被告的软件具有并且实际被用作非侵权用途，包括经版权所有人允许通过该软件交换其材料或文件、交换不受版权保护的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等。因此，根据最高法院对索尼案的判决，被告可以援引通用物规则进行抗辩，除非在侵权发生时，发现被告合理地知悉（“reasonable knowledge of specific infringement”）具体的侵权行为。
但是原告并没有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合理地知悉” 具体的侵权行为。因为被告的网络是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而不像先前案件中的Napster的网络是集中式的（centralized system）。被告的系统中没有存放侵权文件，也没有侵权文件的目录。而且被告也没有为其用户进行侵权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是用户自己查找、检索、存储侵权文件，被告除了提供P2P软件之外，并没有进一步地涉入用户的具体侵权行为。
法院还裁定，虽然被告未对其软件做进一步的修改以过滤具体的侵权文件，也没有通过身份认证和密码这样的系统来监督用户对其系统的使用，但并不能由此而使被告承担协助侵权的责任。
二． 最高法院的判决
（一）对索尼案规则的澄清
在索尼案中，版权人声称索尼公司——录像机的生产商应该为录像机的所有人对受版权保护的节目录像而承担协助侵权责任。证据显示录像机的最主要用途是“时间转换”（time-shifting），即为了在后来更方便的时间观看节目而进行录制。法院认为这是合理的、非侵权的用途。而且，没有证据显示索尼公司有意违反版权法而推出录制这项功能，或采取积极行动通过非法录制来增加其利润, 法院并没有发现索尼公司有故意诱导的主观意图。具有实质性（substantial）非侵权用途的产品销售者不能仅仅因为其销售了该产品而承担次级侵权责任。该推论借助了专利法中传统的通用物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被告如果销售可用于侵犯专利权的部件，当该部件可以实质性地用于非侵权目的时，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在本案中，版权所有人请求最高法院对其这一观点重新考虑，但最高法院拒绝了该项请求。相反，最高法院进一步确认了该观点，强调“仅知道潜在的或实际的侵权用途不足以使销售者承担责任。”
此外，最高法院也明确拒绝了版权所有人对“侵权用途”和“非侵权用途”两者做“更为量化的描述”以明确可能发生责任的临界点的请求。
（二）最高法院采纳了积极诱导标准
通过版权保护来鼓励创造，还是通过限制侵权责任来促进技术创新是本案争议的主要关注点所在。最高法院最终采纳了积极诱导标准来平衡版权保护和技术革新之间的利益。正如法院在索尼案中借用了专利法中的通用物规则一样，本案法院也从专利法中寻求积极诱导标准的依据。根据普通法，版权侵权案或专利侵权案中的被告如果“不仅仅是预料到，而且还通过广告诱导产品的侵权使用” ，那么，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先前案件中确立的有关诱导侵权的规则至今仍然适用。
根据卷宗材料，被告的不法意图是很明显的。“诱导”的典型例子是通过广告或散布消息来诱导他人实施违法行为。原告主张本案中确实存在这种信息。法院认为，能显著地证明被告存在主观恶意的证据有三个方面。首先，在庭前披露程序中，法院发现被告意识到了用户利用他们的软件最主要的用途是下载受版权保护的文件，虽然这种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网络特性无法揭示被下载的文件有哪些、是在何时被下载的。但是被告的用户有时通过E-mail向被告询问如何搜集特定的受版权保护的文件，而被告也给予了指导性的回答，这就说明被告确实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消极地接收到有关侵权的信息。卷宗（诉讼记录）中大量证据表明，当被告宣传他们的免费软件时，都清楚地声称可以供用户下载版权文件，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鼓励用户的侵权行为。大名鼎鼎的文件共享服务商Napster因为侵权提供便利而被版权人起诉后，两被告都将自己的软件宣传定位于替代Napster的版本。其次，两被告都没有设法开发过滤工具或其他技术来遏制用户对其软件的侵权使用。虽然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将被告的这种“不作为”视为不相关的因素（因为被告缺乏独立的责任来监督其用户的活动）但这种证据强化了被告为其用户的侵权提供便利的主观意图。最后，两被告通过出售广告空间进行牟利，然后将广告发送到使用其软件的计算机屏幕上。他们的软件被使用的越多，发送的广告就越多，广告收入也越丰厚。因此，被告在商业上能否取得成功就取决于客户对其软件大规模的使用，而卷宗显示这种使用是侵权的。虽然该证据本身不会得出被告具有非法意图的结论，但从整个卷宗来看，其诱导侵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最高法院最后总结：“如果通过对被告明确的意思表示及其采取的积极行动的考察发现其有鼓励侵权的意图，那么被告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促进对其产品的使用来侵犯版权。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就应该为第三人使用其产品而导致的侵权活动承担责任，而不用考虑产品的合法用途。”
（三）积极诱导标准的适用条件
积极诱导标准的适用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需要证明被告有积极促使第三人侵权的主观意图。这种主观意图可以从被告采取的积极措施（比如通过广告对产品的侵权用途做宣传或指导他人如何实施侵权行为）来加以考察。其次，被告制造、销售了具有侵权用途的产品。最后，产品的最终使用者实施了侵权行为。本案中的大量证据表明，使用被告软件的最终用户进行了大规模交换版权文件的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产品销售商不会因为“仅知道潜在的或实际的侵权用途” （这也是索尼案中确定的规则）或者因为从属于销售的“一般行为”（比如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或产品更新）而承担责任。最高法院还强调，“在缺乏能够证明被告主观意图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产品具有非实质性的侵权用途，法院不能仅根据被告未能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止侵权就认定其协助侵权的成立。” 但是，“如果发现被告有鼓励侵权的意图，……就不用考虑产品的合法用途。”为达到此目的，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有旨在诱导侵权的“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语和行为”。
基于这些适用和举证条件，最高法院认为，“’诱导规则’是对‘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论和行为施以侵权责任’”。诱导标准的提出以及索尼案中通用物规则的再次确认，“不会阻碍合法的商业活动和具有正当目的的技术创新。”
（四）最高法院拒绝采纳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合理知悉具体侵权”的标准
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将索尼案中的规则理解为“要求在侵权活动发生时，被告合理地知悉具体的侵权行为”是不恰当的。最高法院解释到，虽然索尼案要求从销售产品的特征或用途来考察“不道德的主观意图”（culpable intent）并将其作为法律问题来看待，但是并没有要求法院可以忽略能证明主观意图的证据（如果这种证据确实存在）。也就是说，法院不仅仅应当从客观情况来推断主观意图的存在，如果存在能直接证明主观意图的证据，更要重视，否则就是“舍近求远”。如果证据是能够证明被告有意促进侵权行为发生的陈述和行为的（这些证据是直接证明主观意图的），那么被告就不能根据索尼案的通用物规则来免除责任。上诉法院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初审过程中提交的，能证明被告有意诱导其软件最终用户实施侵犯版权行为并从中获利的直接证据。鉴于此，最高法院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初审法院要求做出对原告有利的判决。
三． 判决带来的影响及有关评论
此案判决对于影音公司而言可谓是标志性的胜利。经过数年的诉讼，影视唱片界终于赢得了他们可以用来打击像Grokste、StreamCast's Morpheus这样的网络服务商的判决。Mitch Bainwol，RIAA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评论到，“本案判决是协会与网络侵权斗争中的重要转折点。现在，合法的网络在线市场终于可以腾飞了（has a real shot to take off）。 ”
一些版权专家对该判决给予了高度评价。Marshall, Gerstein & Borun.的合伙人Michael Graham评论到：“最高法院对索尼案的意义做了澄清，并维持了该判决。本判决表明，索尼案树立的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任何人都可以用来作挡箭牌的抗辩” 。
然而，一些观察家对该判决却持保留意见。Joe Norvell, Brinks Hofer Gilson & Lione 的版权部门负责人认为：“技术提供商将来需要做些什么来避免承担协助侵权尚不明确”。Norvel特别关注法院采纳的第二个标准。法院认为，原告的证据表明，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都没有设法开发过滤工具或其他技术系统（mechanisms）来遏制使用他们的软件而引起的侵权活动。Norvell认为，这项标准可能给技术公司带来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可能会因自己的不作为而不是自己的作为惹火上身，“按照该案的解释，问题会变为：‘技术公司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制止侵权了吗？’”
卡多佐法学院的副教授Justin Hughes认为，“投资者在对新技术投资前，总是要搞清楚可行的商业模式。如果新技术的商业模式依赖明显的、广泛的侵权活动，投资者就会将钱投向别处。”
笔者认为，对该判决应该全面、客观地审视。一方面，该判决是针对个案作出的，究其实质是发现被告在主观上确实有鼓励他人侵权的恶意，由此才导致其承担协助侵权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被告在主观上存有恶意，则被告仍可享受索尼案通用物规则的“庇护”。“在缺乏能够证明被告主观意图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产品具有非实质性的侵权用途，法院不能仅根据被告未能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止侵权就认定协助侵权的成立。”这就使得新技术的开发者和推广者不至于背上太重的积极作为义务。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没有应原告的请求对产品“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做更为量化的描述，从而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留下了不确定的因素。当然，也不排除最高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考虑到P2P软件仍然处于快速发展之中，花样不断翻新，尚未形成较为固定的形态 ，因此不宜过早地总结出僵化的判定侵权的方法。
四． 案件外的思考
同先前的案例一样，该案的矛盾核心仍然在于影音产业代表与技术开发商对版权作品的经济利益的争夺。现实的情况是，P2P软件的传播范围早已超越了国界，网络的无国界性增加了诉讼的复杂性，因此，影音产业界不可能仅依靠一纸胜诉判决就封杀所有的P2P软件，“杀一”并不能“儆百”。在未对P2P软件找到有效的技术控制方式之前，争论（不论是在法庭、国会还是国际上）是不会休止的。最终的解决之道仍然是找到适当的商业模式并通过产业间的合作来达到共赢，利用而不是封杀新的数字化传播媒介，毕竟，诉讼只是达到商业目的的手段之一。
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