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电影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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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电影管理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电影管理办法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８号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电影行业管理，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满足人民 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根据国务院《电影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电影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 守本办法。
第三条 从事电影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方向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社会效益为主，实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第四条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市电影管理工作。
区（市）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影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电影事业的发展履行下列职 责：
（一）制定本地区电影事业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落实电影产业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三）实施电影行政管理，协调有关部门关系；
（四）扶持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电影事业发展；
（五）组织电影专业培训，指导电影技术设施改造，提供信息服务等。
第六条 电影由电影制片单位摄制，设立电影制片单位须符合 国务院《 电影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由申请单位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 ，由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务院电影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第七条 鼓励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及个人以投资、资助等形式参与摄制电影片。
第八条 进口电影片须按国务院《电影管理条例》规定办理。 未经国务 院电影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进口境外电影的业务活动，不得以科研 、教学等名义进口故事片和国家规定禁止进口的其它电影片。
第九条 电影发行、放映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
《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和《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由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制作。
《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由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核发；《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由区（ 市）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核发。
未取得以上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电影发行、放映活动。
第十条 设立电影发行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我市电影发行事业的专业规划；
（二）有适应电影发行业务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
（三）有符合发行电影片要求的资金、场所、设施和设备；
（四）国家电影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其它条件。
第十一条 设立电影发行单位，应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经 审查符合规定条件的，发给《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申请人凭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电影放映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行政区域内电影网点布局；
（二）有合格的电影放映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三）有符合电影放映规定条件的资金、场地、设备和安全卫生设施；
（四）有健全的电影放映管理制度；
（五）有合法的供片渠道；
（六）国家电影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其它条件。
第十三条 设立电影放映单位，按下列程序办理《电影放映经 营许可证》后，凭许可证依法向有关部门办理其它证照：
（一）从事新形式电影放映的单位，向所在地的区（市）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 审查符合规定的，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发证；
（二）除（一）项规定以外的电影放映单位，由所在地的区（市）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发证。
第十四条 驻渝部队（含武警）需对外从事营业性放映的电影 放映单位，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办理有关证照，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管理。
驻渝部队（含武警）系统内部发行和放映的电影片，不得对外发行或进行营业性放映。
第十五条 市外的电影放映单位和个人，在本市从事电影放映 活动的， 应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区（市）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经批准发给《电影 放映临时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电影放映活动。
第十六条 从事电影发行、放映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发行、放 映未经国家许可或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影片。
因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等需要，在本市举办未获国家《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影片放映活动 ，必须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按国家有关规定被批准后，方可在指定的范围、时 间、场所内放映。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电影资料片从事经营活动 或变相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 非营业性电影放映单位，不得从事营业性电影放映 活动。
第十九条 对电影经营单位实行一年一检的年检制度。
电影发行单位由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年检；电影放映单位由所在地的区（市） 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年检。
年检的主要内容包括：电影经营单位执行国家有关电影管理的法律法规、电影设备设施、发 行放映国 产影片、上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填报国家电影统计报表以及安全、卫生、消防等 情况。
年检合格的电影经营单位，换发电影经营许可证。年检不合格的电影经营单位，限期整改， 整改期内达到年检要求的，换发电影经营许可证，限期内仍未达到要求的，取消电影经营资 格。
第二十条 电影发行实行影片登记备案制度。
进入本市行政区域内发行的３５毫米影片及新形式影片，由电影发行单位于新片发行前 ５日 内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１６毫米影片由电影发行单位在影片发行前３日内向所 在地的区（市）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影片登记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电影发行单位的电影经营许可证；
（二）国家电影审查机构颁发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
（三）在本市（或部分区域）发行影片的有效版权证明书或合同书。
第二十一条 电影版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 简称《著 作权法》）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未经电影著作权人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 何载体形式对影片进行复制、发行、播放。电影经营单位依法取得电影片地区发行权的，受 《著作权法》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从事电影发行、放映的经营者，依法享有经营自 主权，其经营方式自主决定。
电影发行、放映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自觉维护电影院的公共秩序和 环境卫生，保障观众的安全和健康。
第二十三条 对电影院实行等级管理制度。电影院等级评定标 准，由市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拟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电影院等级由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 电影院等级评定标准组织评定。
电影票价由电影放映单位自主定价，其售出的电影票券应注明票价，并与实际售价相符 。电影票券由核发《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的部门监制。文化、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 加强对电影票价的监管工作。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把电影放映设施建 设纳入规划。
改建、拆建电影放映设施，必须经电影放映单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不得小于原有的规模，不得擅自将电影设施挪作它用，保持影院设置与人口的合理比例。
重建后的建筑系多层或高层的，电影放映厅原则上应安置在平街层，以利观众出入方便、安 全。
第二十五条 鼓励社会单位和个人投资兴建电影放映设施。
第二十六条 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国 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由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市财政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组成的市专项资金 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专门用于发展下列电影事业：
（一）城市电影院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
（二）扶持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电影事业的发展；
（三）经市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批准需要资助的其它电影事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设立电影制片、进口、发 行、放映 经营单位和利用电影资料片从事经营或变相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予以 取缔，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５倍以上１０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无 法认定的，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 政管理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１０倍以上１５倍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电影发行（放映）经营许可证；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不缴纳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的，由 县级以上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依法追缴，并处以应缴款额２ 倍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市版权行政管理 部门或者 由其依法委托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赔偿、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１万元以上 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电影版权人经济损失的，还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电影管理活 动中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原《重庆 市电影发行放映管理规定》（重府令第６２号）同时废止。
浙江省优生保健条例(已废止)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优生保健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11月29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1年12月1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1号公布 1992年6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婚前保健
第三章 孕产妇保健
第四章 中止妊娠和绝育手术
第五章 机构和人员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人口素质，预防和减少先天性残疾儿出生，保障母婴健康，增进家庭幸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具有本省户籍或在本省居住的公民，在依照《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优生保健工作的领导，负责实施本条例。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是本辖区优生保健工作的主管部门。
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和民政部门、劳动部门应当协同卫生行政部门做好优生保健工作。
第四条 各级卫生、计划生育、民政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众团体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宣传机构，应当积极开展婚前教育、孕期教育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优生保健宣传教育，对适龄公民普及计划生育和优生保健知识。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和企事业单位应当联系本地、本单位的实际，教育适龄公民自觉遵守本条例。
各级医疗保健单位、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机构和服务机构应当积极做好优生保健的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工作。
第二章 婚前保健
第五条 适龄公民结婚前，应当接受婚前健康检查。经检查取得婚前健康检查合格证后，方可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未经检查或未取得婚前健康检查合格证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
从事婚前健康检查的医疗保健单位，由卫生行政部门和民政部门共同指定。任何非指定医疗保健单位，不得从事婚前健康检查。
婚前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由省卫生厅会同省民政厅另行制定。
第六条 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第七条 患有以下疾病之一的，应当暂缓结婚：
（一）处于发病期间的精神分裂症、情感性障碍或其他严重精神病；
（二）未经治愈的麻风病、性病或处于隔离期的其他法定传染病；
（三）其他医学上认为应当暂缓结婚的疾病。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优生保健技术鉴定机构确认，在患病一方接受绝育手术后方可结婚：
（一）一方患有导致后代残疾的严重遗传病的；
（二）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
第三章 孕产妇保健
第九条 各级医疗保健单位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对孕产妇提供系统保健服务，定期对其进行孕产期保健和优生指导。对高危妊娠孕产妇应当实行高危管理。
孕产妇应当按孕产妇系统保健的要求，定期接受优生保健措施。
计划外怀孕的，应当依照《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中止妊娠。
第十条 经孕产妇系统保健检查发现胎儿可能有缺陷的，孕妇应当到指定的县级以上医疗保健单位接受产前诊断。
第十一条 孕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接受中止妊娠手术：
（一）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怀孕的；
（二）经产前诊断胎儿有缺陷，经优生保健技术鉴定机构确认不应当继续妊娠的。
第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规定，不得安排孕妇从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有毒、有害作业和繁重体力劳动。
第十三条 曾生育严重缺陷儿的夫妻要求再生育的，应当携带患儿到县级以上病残儿童鉴定机构接受医学检查，由计划生育部门根据鉴定意见和《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审核。经核准生育的，医疗保健单位应当对孕妇实行孕期监护。
第十四条 从事接生的医生和助产人员应当严格遵循操作规程，提高接生技术和服务质量，预防和减少产伤，保障母婴健康。
医生或助产人员应当如实填写出生证。遇有缺陷儿出生的，应当报告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第四章 中止妊娠和绝育手术
第十五条 依照本条例第八条、第十一条规定应当施行绝育手术或中止妊娠手术的，当事人应当主动接受手术。
当事人对优生保健技术鉴定机构确认应当施行绝育手术或中止妊娠手术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上一级优生保健技术鉴定机构申请复核。上一级优生保健技术鉴定机构应当在接到复核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裁决。
当事人不接受绝育手术或中止妊娠手术的，由当事人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采取必要措施督促其接受手术。
第十六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施行绝育手术或中止妊娠手术的，应当在指定的医疗保健单位，由取得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发给的节育手术技术合格证的医生施行。
第十七条 依照本条例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接受绝育手术或中止妊娠手术的手术费，本人享受公费或劳动保险医疗待遇的，由所在单位按规定报销；享受家属劳动保险医疗待遇的，由其配偶所在单位按规定报销。不享受公费或劳动保险医疗待遇、交纳手术费确有困难的，
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证明，可以酌情减免，具体办法由省卫生厅会同财政厅规定。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怀孕的，施行中止妊娠手术的费用自理。
第五章 机构和人员
第十八条 优生保健技术鉴定机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聘请有关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其日常工作由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承担。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可以聘任兼职优生保健监督员，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优生保健工作。
第二十条 从事优生保健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经过优生保健专业培训。
第二十一条 各级优生优育协会和计划生育协会应当积极宣传优生优育知识，促进优生优育事业的发展。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二条 对执行本条例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限期改正、吊销节育手术技术合格证、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非指定的单位或个人从事婚前健康检查、绝育手术、中止妊娠手术的；
（二）违反本条例，出具婚前健康检查、产前诊断、绝育手术或中止妊娠手术假证明的；
（三）泄露优生保健检查结果，造成严重后果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拒绝接受婚前健康检查、产前诊断、绝育手术或中止妊娠手术而出生严重残疾儿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安排孕妇从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有毒、有害作业和繁重体力劳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对复议裁决不服的，可以提起诉讼。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具体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办理。
第二十七条 拒绝、阻碍优生保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按本条例规定进行婚前健康检查、产前诊断、绝育手术或中止妊娠手术，其费用的收取，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1992年6月1日起施行。
1991年12月1日
腐败成本概论与运用
李钢
腐败是一个普遍现象,治理腐败也是个世界性难题。自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力度的向纵深发展，围绕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正在尝试从动员式运动反腐逐渐向主动式制度反腐转变，实现反腐防腐的常态化和长效化，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并紧紧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厉行廉政、与腐败作长期斗争的坚定决心和理性认识。尽管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反腐倡廉建设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没有改变，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腐败的主体和范围有向纵深蔓延的趋势，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极大地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动摇了我党的执政根基，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拦路虎、绊脚石，务必集全国之力坚决惩治和预防。
一、当前中国的反腐形势
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部署。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思路不断创新，力度不断加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不断增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腐败现象依然处于高发、易发、多发态势。透明国际是国际上研究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比较知名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通过腐败印象指数(CPI)评价世界上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状况:2006年,共有163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调查,排名第70位;2007年,17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排名第72位;2008年,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排名第72位；2009年,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排名第79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来形容当前的腐败形势,他说:“现在的反腐形势更为严峻,腐败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与复杂性。”这都说明,中国的腐败问题处于比较严重的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从近几年反腐案件的研究来看，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涉案官员层级越来越广,行政级别越来越高,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如陈良宇、陈绍基等。 (二)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各个社会领域,腐败行为几乎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三)性质越来越恶劣,犯案金额越来越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和民愤。（四）腐败形式重复化。纵观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可以发现腐败官员在违法违纪徇私敛财的方式、手段方面有许多雷同和相似之处；查而不绝、罚而复发的现象值得深思和研究。(五) 腐败行为多样化、隐蔽化。在传统的手法之外,贪腐官员们更倾向于打一些“擦边球”: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等等。
二、人性的趋利性分析
人人都有趋利的特性，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否认这一点的人并不会抛弃自己的趋利性，而是想欺骗他人。人性趋利不仅是人生理本能的需要，也是人的心理需要，同时又是社会获得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强大内在动力。事实说明，物欲需要用精神来控制，但完全阻断又是无法实现的；既对物欲加以合理的控制，又允许其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满足，这才是恰当的方式。
邓小平曾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既然人的趋利性带有共性，人的趋利性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之欲望的永恒存在、公权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公权与私权行使主体的同一性、公权与私权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等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制度体系总是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制度存在漏洞，人的欲望就开始活跃，继而膨胀；获取利益越多，欲望冲破制度约束的动力也越大，腐败产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总之，在公权与私权行使主体同一、利益冲突必然性的前提下，要求一个拥有私欲的人完全遵守公权的行使规则，对于极少数高尚者是能够做到的，但要求不断更新的庞大官僚队伍都能做到，这绝对是一种奢望。那么，杜绝腐败的发生就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一个运用人性分析和经济学理论得出的真理性认知，那么我们就束手无策、任由腐败现象侵蚀我们用血汗换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当然不是，我们同样可以按照经济学原理，用相应的制度和措施提高腐败的成本，尽量压缩腐败的利益空间，去规范人的欲望所允许实现的最大边界，将腐败现象逐步管控在社会和民众都能容忍的安全线下。
三、腐败成本的剖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权力与财物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易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收益之间的博弈。
1、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基础。经济学从来就是讲究成本的,只要理性的经济人寻求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行为,他就必然会讲究成本。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基础就是权力资源的稀缺性和权力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当面对巨大收益的诱惑时,人性的趋利性就开始活跃起来，控制稀缺权力资源的人就可能产生强烈的腐败欲望。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帕累托认为,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经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可能以所掌控的稀缺权力资源为代价,利用法律、制度、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巧取豪夺。2.腐败的动机和条件。有腐败可能性的人实施腐败时必定会衡量收益和成本的对比关系。但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等权钱交易,都是受腐败动机的驱使。当非法或非正常所得减去从事该行为所承受的政治、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后,仍大于正常的工资收入和清正廉洁带来的所得时,就会产生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这种大于值越高,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就越强烈。在腐败动机的驱使下,行为人是否可能产生腐败行为,取决于是否具备腐败条件。“腐败条件=垄断权+自由裁量权-责任制”,也就是说,如果享有垄断权、自由裁量权又不须对滥用权力负责任时,从事腐败的条件就具备了。有了腐败动机的驱使,如果又具备了腐败条件,就会进一步催化腐败动机,从而很可能产生从事腐败的行为。3.腐败的成本分析。腐败的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腐败的直接投入;二是腐败一旦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前者往往不大,腐败成本大多数来自后者即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这类损失主要包括受法律惩罚的损失、政治损失、经济损失、精神损失等,因此腐败成本主要由被发现的概率和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两个因素决定,这两个因素取决于反腐败的力度,提高惩罚力度,会提高腐败成本。
人们的行为目标都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任何一种行为的结果,不仅有收益,而且也有成本。人们选择何种行为,就取决于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和权衡。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收益高于成本的行为,而不会去选择成本高于收益的行为。人们的这种选择趋向,我们把它称为成本收益选择定律。如果我们把这种成本收益选择定律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就不难发现,腐败现象之所以频频发生和屡禁不止,与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有很大的关系。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利.S.贝克认为: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活动”，犯罪分子有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可以说,只要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腐败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求利的动机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性动力,而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直接驱动力。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一书认为：“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也会影响到腐败的程度.对法律所作的经济分析表明个人在从违法中所预料到的好处与预料中的代价(被揭露和惩罚的可能性乘以惩罚的程度)之间作出权衡”,如果腐败行为被揭露和绳之以法所产生的后果小于从腐败中获得的好处,那么腐败也会泛滥”.
三、提高腐败成本，增强抵制腐败的自觉性。
从目前已取得的反腐败成功的经验来看,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利益机制,提高腐败成本,通过合理的利益机制来消除和抵制不正当的利益对腐败的驱动作用,以切实保障勤政廉洁高效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合理待遇和正当利益,使腐败成为一种高成本、高代价、高风险、无利润的行为,在利益权衡上得不偿失。
（一）高薪养廉使人不想贪。
我们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但并不反对个人在合理范围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诉求，公职人员作为人民的一员，同样有共享改革成果的权利。我们虽不可无限满足公职人员的物质需求,但可以在国家经济和财政允许的情况下，初步改革我们的工资制度,稳步推进“高薪养廉”战略，给公职人员以较优厚的待遇,使优秀人才愿意到政府部门工作,并且不敢冒险失去这份无后顾无忧的职业。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瑞典、新加坡、香港等,实行“高薪养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高腐败的机会成本以防止腐败,这是高薪养廉的经济学含义。新加坡是公务员薪金较高的国家之一，该国省部级公务员的年收入折合人民币500万左右，厅局级亦达到200万左右。新加坡规定,从1982年起,一旦公务员因贪污受贿罪被开除或判刑,其每月最低850元的养老金将被取消。1992年7月1日起,政府规定每个公务员每月要扣留月薪22%,政府为公务员支付月薪的18%作为养老费，如果其违法犯罪,这笔钱将不再发给个人。大部分欧洲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都比较高，但同时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十分严厉苛刻，包括政治、刑事、经济等方面的措施。由于提高了腐败成本,所以很多公务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对政府官员的廉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新加坡的官风廉政建设之所以搞得较好,应该说提高腐败成本、从严惩治腐败是他们的成功经验之一!新加坡财政部长在解释为什么给予政府官员优厚薪金时说:与其让官员们通过不法途径获得钱财,不如给予优厚待遇。因为这些官员会考虑到腐败行为一旦败露,不但可能身败名裂,还会丧失优厚的工资和即将到手的高额退休金。
(二)加大惩治力度使人们不敢贪。
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曾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惩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法治国家的法律对贪污腐败行为的处罚普遍比较严厉,对贪污腐败之徒,不管其资格多老,地位多高,一旦发现并取得足够的证据,就要使其锒铛入狱,身败名裂,甚至倾家荡产，集中体现了严厉性和公正性的统一。韩国规定:凡是发现有贪污行为的政府官员都必须将其全部财产交还国家。德国《刑法》把受贿处罚金额定为5欧元。连续三次受贿5欧元就要开除公职，并对行贿者与受贿者进行对等的处罚。如此严厉的规定,使公职人员在受到不法利益诱惑时都要三思而行,不敢铤而走险。所以,现阶段对经济犯罪应加大惩办的力度,用严刑峻法来对付,不仅让犯罪分子在政治上付出巨大代价,而且在经济上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使之真正得不偿失。
1、必须进一步提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杜绝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立案率、成案率和结案率过低是造成腐败成本低下的核心,腐败屡禁不止,有的地方或部门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查处概率太低是关键。查处概率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腐败发现的概率;二是发现后被处理的概率。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高度隐蔽性,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能够被发现和查处的。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腐败黑数”来衡量涉腐人员中没有受到查处的比例。它指的是腐败已发生但未被发现,或虽然发现但是未能查处的数量比,常用百分比计算。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估计,我国“腐败黑数”至少为80%,也就是说每5个涉腐人员中就有4个未受查处。国内部分学者估计我国“腐败黑数”不会少于90%。不管是按“腐败黑数”,还是按国内学者理论类推,我国腐败问题发生而未查处的数量都是十分惊人的。必须通过加大查案的力度确保“三率”的提高。在对腐败分子的查处中,一要坚决,二要从重,不光查到底,而且处罚到位,绝不给腐败分子留任何侥幸心理和逃避处罚的机会，党纪国法对任何人要一视同仁,不搞“下不为例”、“既往不咎”、“以教代处”、“以罚代处”、“以调代处”等一些法外施恩的东西。要通过增强办案人员主动挖掘、获取线索积极性、专门机关办案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各执法执纪机关联手行动等办法,扩大查案线索来源,广挖深挖腐败分子,使法“网”密而不漏,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黑数”,决不让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破除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和潜在者的效仿心理,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对腐败分子,不管其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名气多大,一律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手软。要克服压案不查或拖案不办,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软不查硬,互不得罪、相互掩盖等不良倾向。
2.加大腐败的法律成本,让腐败者受到法律的严惩。法律成本与受查处官员被判刑轻重、腐败所得追缴的情况等有关。要进一步刹住立案金额逐步提高的趋势，规范腐败案件的量刑量纪,细化量刑量纪标准,使量刑量纪步骤和方法统一标准,严格落实司法处理和党纪政纪处理的依法性和公正性。我们还应该逐步健全司法机关和纪检检查机关对腐败案件查处的权限和手段、措施，提高对此类案件的查办效率，避免陷入以对腐败分子减轻、从轻处理为代价来获取其主动交代与检举、立功的恶性循环，避免出现重责轻判、轻责重判的现象。腐败案的依法定性判罪和党纪政纪处理,不仅可以压缩执法执纪部门腐败的空间,保持执法执纪统一与公正,还可以给腐败分子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使他们不会产生侥幸心理。
3.加大腐败的经济成本,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吴官正指出，纪检部门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对腐败官员要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但实践中在经济上对他们的处罚力度明显不够。大量案例表明,腐败者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途径隐藏腐败所得,“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投机者的嘴脸暴露无遗;而行贿者“以少取多”,是腐败过程中经济收益较高的一方。因而作为经济处罚手段，就应该使腐败分子遭受的经济损失超过其违法所得，以腐败经济成本的提高在当权者心里设置一道防线。应尽快对现行法律涉及行贿者和受贿者的经济惩罚作更明确的规定,大幅度提高双方经济成本,使之为腐败交易付出高额的经济代价。对搞腐败的人,“治贪先夺其财”,要加大经济处罚和退赔力度,要全额追回非法所得,个人财产全部没收来提高腐败的经济成本。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决不能占任何便宜,相反要承受较大的经济损失,不仅要使其名败身裂,还要搞得其倾家荡产。这样,就能使腐败分子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感到震惊和后悔,更能警示后来者望而却步,不敢重蹈覆辙。
（三）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
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体现了惩治与预防相结合的方针，对反腐败工作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廉政保证金是惩罚的筹码,国家公职人员受到较重的处分要同时进行经济剥夺,使受惩成本明显加大,增强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可以使查办案件的支出得到补偿。没收廉政保证金,就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腐败的成本和降低反腐败的成本，从而降低发案率。如新加坡实行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每一个在职人员每月必须拿出22%的薪金储蓄起来，国家补贴薪金金额的18%，共计薪金总额的40%存入在职人员名下，作为在职人员的公积金。当公务员违法贪腐后，他的全部公积金或养老金就立即自动取消，如数上缴国库。因此，一般的公务员，尤其是工作年限较长的公务员都不敢冒失去公积金或养老金的危险而去违法贪腐。如果贪污受贿,事情败露不仅污损了自己一生的功名,而且被剥夺廉政保证金可能使自己失去的更多，这就使贪污受贿成为得不偿失的事。从现实来看,廉政保证金制度势在必行。一方面,政治制裁对违纪者的惩处力度不够,难以发挥震慑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丢了官帽,生活质量没有下降的现象比比皆是,党纪政纪处分基本不影响违纪者的经济收入,使人民群众的心理难以平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大潮对政治制裁进行了无情的冲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门路比较单一,人们都珍惜自己的一份工作。特别是能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谋取一个职位实属不易,而且一旦端上这个铁饭碗,一生都有了保障,所以人们害怕处分。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就业门路宽了。一个人如果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因犯错误受了处分,感到政治前景暗淡时,可以另谋生计,重新就业。事实上,确有一些领导干部犯严重错误被撤销了职务,下海经商办企业后,很快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现在,有些人不再把政治制裁看得很重。所以,对严重违纪者在进行政治制裁的同时予以一定的经济制裁是十分必要的。建立廉政保证金,就是每月从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中按比例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并储存起来,工龄越长,职位越高,提取的额度也越高。廉政保证金的提取标准要适当,既不能影响国家公职人员的正常生活,又要累计起来数额相当可观。如果公职人员在工作期间不犯严重错误,退休后保证金全额发给本人。政府还可以设立奖励基金,对那些始终廉洁奉公、政纪突出的工作人员退休时发给一定数额的奖金。一旦公职人员发生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违纪行为,受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的,则按处分的档次对廉政保证金按一定比例予以扣除,如果受撤职以上处分或被依法追究的,则全额扣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廉政保证金既是国家公职人员的一种可靠的生活福利待遇,又是一种廉洁抵押。
（四）加重腐败的精神成本,让腐败者受到道德和良心的审判。腐败的精神成本有两种:一是可能被发现的心理负担;二是被发现或被惩罚后的“臭名远扬”、“身败名裂”。因而提高腐败的精神成本,最重要的措施是将行贿者和受贿者信息“公布于天下”, 以此对腐败者及其家庭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坚决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也无需怕影响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只要我们将反复的决心落实到行动，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逐渐使“腐败必究,逢究必严”也能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成为人们普遍的潜在意识。
